许维鸿:乡村振兴需补上金融短板

原创 PC4f5X  2021-05-06 16:22 

来源:中国乡村振兴

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,越来越多的县域经济已经意识到金融生态的重要性,乡镇一级的金融服务在“十四五”时期备受期待。

乡村振兴要补金融短板、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,痛点在于缺少有活力、紧贴农户的农村金融服务。2019年底发布的《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研究报告》显示,我国31.39%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,仅有18.38%的农户获得足额信贷。目前中国信用社、农商行的存贷比大概在60%至80%,也就是说,如果按照农村信用社总存款规模5万亿元左右计算,这些最应深耕“三农”的金融机构每年却从县域经济“抽血”至少1万亿到2万亿元;如果再考虑22万亿天量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规模,这种“抽血”效应就更值得深思了。

县域金融机构本应帮助本地农业项目四处募资、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,但是由于业绩压力作祟,现实中农商行和农信社办得越来越像农民的理财机构,为了赚“佣金”而用农民储蓄去其他银行买机构间理财产品,最终是农村资金反哺城市。

更棘手的是,涉农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小、利润率低、工作条件艰苦,难以吸引到优秀的金融人才,无法形成有效的县域金融法人机构的公司治理。央行公布的2020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,农合机构(包括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农信社)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。换言之,大多数涉农金融机构兢兢业业服务“三农”,本应成为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的正面力量,而在实践中却成金融体系的基层金融负面因素。

为了改制化险、高质量发展,各省都在将涉农中小银行重组提速,并力推农商银行上市。东南沿海的农信社改制进展较快,以江苏为例,62家法人单位全部改制农商银行,且江阴、无锡、常熟、吴江、张家港、紫金6家农商银行登陆A股市场。然而,这种改制虽然显著提升了农村信用社的治理水平,但是上市公司必然更加注重业绩、强调控制贷款风险,所以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将更加“忌讳”涉农项目风险。尤其是中西部广大地区,农商行上市更会加剧“农字头”金融机构短期内的“理财”倾向,减少对本地“三农”的支持。现代农业项目本身是重资产、重资本、长周期的,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,乡村振兴就缺乏产业“硬核”。乡村振兴需要的不仅是涉农金融机构本身的证券化,而且是更多的农业资产证券化。

农业资产证券化意味着A股市场有更多的农业类上市公司,也意味着现有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资产收购,这必然要从根本上重铸中国乡村的信用体系,需要各级政府主动作为,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。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,优质农产品的销售行情必然水涨船高,设施农业、有机农业、特色农业被越来越多的“城里”资金看好。但是,我国农村普遍在社会治理上依然缺乏公司化、法治化、清晰化的产权资产结构,源于城市的投资往往在农业投资过程中涉及很多非经营性风险,这就需要县乡两级政府积极而长期的努力,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的乡村投资环境。

可见,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,在于现代化营商环境的打造,附以农村信用社体系的与时俱进。目前,A股的涉农上市公司很多,对乡村振兴跃跃欲试的资金更多,农业投资“不差钱”,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期的农村信用社无疑是有利的。以笔者近期在宁波市的调研体会,从“十四五”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看,农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体系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尽快试水,尝试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、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,而是成立省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,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,目的是平衡金融风险控制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,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。(作者系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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